在全国范围内估计常见的可改变风险因素对死亡率的影响仍然至关重要。


2024年7月26日，上海交通大学Wang Weiqing、毕宇芳共同通讯在Cell Reports Medicine在线发表题为“Association of social determinants, lifestyle, and metabolic factors with mortality in Chinese adults: A nationwide 10-year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的研究论文，该研究评估了社会决定因素、生活方式和代谢因素对中国心脏代谢疾病和癌症队列(4C)研究中174,004名年龄为R40岁的成年人死亡率的影响。


该研究发现17个可改变的因素与死亡率独立相关，占全因死亡率的64.8%，心血管死亡率的77.4%，癌症死亡率的44.8%。低教育水平是全因死亡率和癌症死亡率的主要因素，而高血压是心血管死亡率的主要因素。此外，使用不同的方法，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低和环境颗粒物(PM2.5)污染高分别占全因死亡率的7.8%和4.3%。针对性别的分析揭示了不同的模式，妇女死亡率主要与社会决定因素有关，而男子则与生活方式因素有更强的联系。在中国，有针对性的卫生干预措施对于有效降低死亡风险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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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血管疾病和癌症正在迅速上升，最近已被认为是中国主要的死亡负担1 2019年中国的死亡人数估计为1070万。其中，460万人死于心血管疾病，270万人死于癌症。确定可预防的心血管和癌症危险因素在中国等经历快速经济增长的国家，死亡率可以帮助制定疾病流行病学转型期间的预防和干预战略。此外，迫切需要有针对性的公共卫生政策，考虑到风险因素分布的差异以及对男女健康结果的影响。


现有的评估可改变危险因素与全因死亡率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是在欧洲血统中进行的。众所周知，中国人和欧洲人以及男性和女性在生活方式、代谢特征和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方面存在不可忽视的差异。不同国家和种族的死亡原因和死亡负担各不相同，与其他地区相比，中国的中风发病率和中风相关死亡人数更高。然而，在中国人口中缺乏大规模的基于人群的队列，这限制了识别一般人群和亚人群(例如男性和女性)中可改变的危险因素与死亡率之间重要关联的能力。此前，全球疾病负担研究(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已经全面估计了中国大量危险因素与死亡率的关系。然而，全球疾病负担研究的结果是基于使用不同建模策略的不同来源的数据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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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理模式图（图源自Cell Reports Medicine）

前瞻性城乡流行病学研究对46,727名中国中年成年人进行亚组分析，发现高血压、低教育程度和不良饮食是导致全因死亡的三大主要危险因素，高血压、低教育程度和高非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导致心血管疾病，这与总体队列和其他地区的结果相似其他前瞻性队列研究，包括中国嘉道理生物库等，也探讨了中国人口死亡的危险因素。这些研究揭示了代谢因素和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结果的重大影响。然而，在前瞻性城乡流行病学研究中没有调查心血管和癌症死亡率，并且亚人群中不同的危险因素概况以及与全因和病因特异性死亡率的关联调查较少。


该研究表明，心血管疾病和癌症占中国所有死亡原因的70%以上。大多数全因和特定原因的死亡可归因于目前研究中检查的17种可改变的危险因素。主要可改变的风险因素在心血管疾病或癌症引起的死亡之间、不同心血管疾病亚型之间以及女性和男性之间存在很大差异。该研究为减轻代谢性疾病负担以控制心血管疾病死亡率，设定不同LDL-C控制目标以预防心血管和癌症死亡，解决不健康饮食对缺血性心脏病和高血压对脑卒中的影响提供及时证据。促进健康的生活方式以降低癌症死亡率，解决男性的烟草使用和不健康饮食问题，并增加妇女的教育机会至关重要。


参考信息：

https://www.cell.com/cell-reports-medicine/fulltext/S2666-3791(24)00370-7#%20


来源 | iNature（公众号）